杭州股票配资网他的第一次探望却使得两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更明显了

导语

“妈妈岗”的争议再次引发大家对性别、劳动与家庭分工的广泛讨论。这一看似为育儿女性量身打造的灵活就业安排，在寄希望缓解生育压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照顾家庭是女性责任”的刻板印象。

昨日我们推出苏熠慧老师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关于育儿、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今天我们推出严海蓉老师的文章，探讨后毛时代男女社会差别的重构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家务劳动的定位和认识。

曾经，大多数城市女性是活跃于集体劳动与公共事务的“社会主义妇女”；曾经，大多数忙碌在工作岗位上的女性有公共性的支持体系（如公共托儿所、职工食堂）。然而，在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好妻子”“好妈妈”的舆论使得女性逐渐被重新家庭化、性别化，被限制在“内”的空间之中。随着公共性支持体系日益式微，生育、育儿等再生产劳动被逐步退回家庭领域，被认为是一种“家庭负担”，而这一负担又被自然地加诸于女性身上。

严海蓉老师的文章，通过阅读作家谌容的两篇小说——鲜为人知的《永远是春天》（1979）和广为人知的《人到中年》（1980），讨论了女性在80年代经历了怎样的去政治化过程，以及女性、知识分子、和家务劳动的关系。她反思为何《永远是春天》被冷遇，而《人到中年》则成为知识分子负担的代言作品，其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社会政治逻辑。时隔45年，“妈妈岗”的问题再次凸显了再生产劳动退回家庭领域所带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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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女性不可能、也不能指望通过雇佣家政工来摆脱自己与再生产劳动的绑定，更有解放意义的路径是让家务劳动重新公共化。

作者｜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责编｜Ripple 侯丹

后台排版｜童话

80年代“知识分子负担” 与知识分子的性别

后毛时代家政雇佣劳动的兴起是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语境中，“知识分子”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国家给予津贴的技术干部等[1]。在WG中，精英取向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通过推荐制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生[2]。1977年才重新恢复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当时改革的语境使人们认为由于WG的“十年dong luan”，国家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一个断代。“知识分子负担”这个话语突出地刻画了这样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前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人才短缺的改革初期，他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要为后毛时代的现代化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重负包括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国家对科研的支持不足，抚养小孩的责任，照顾父母的义务，等等。“繁重的”几乎成为形容知识分子家务劳动的常用修饰，它使家务显得是一个突出的负担。这个话语警示人们，中年知识分子的负担已经达到危机的水平，这些负担是导致一些杰出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小说《人到中年》是表现这种重负的最佳例子。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发表在文学杂志《收获》上，谌容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女医生陆文婷的困境：她和她的家人住在拥挤的小屋里，被家务所负累，挣扎在脑力（专业的和技术的）劳动与体力劳动（家务）的矛盾中[3]。在这部小说之前，“伤痕文学”曾靠着知识青年对他们WG时期在农村付出的体力劳动和其他艰辛的“诉苦”而席卷中国文坛，《人到中年》则是关于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曲“诉苦”和颂歌。一方面，小说歌颂他们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奉献给了他们的工作，奉献给了后毛时代的国家重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关于危机的故事：不是知青在“伤痕文学”中表现的信仰危机，而是身体的危机——知识分子身体的危机。

《人到中年》剧照

故事开始于陆文婷大夫因劳累而昏倒在手术台上。然后故事情节追述了一幕幕细节：她对工作的高要求，她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一心扑在病人身上，以及她作为一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的愧疚感。虽然主人公是一位职业女性，负担着特定社会性别分工下女性特有的劳累与内疚心理，但她疲惫和崩溃的形象引发了媒体将知识分子的负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广泛地进行讨论，还促使了党中央指示各级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4]。小说出版后不久，同名的电影上映，推动了全国的关注与同情。自此，谌容的名字就与这部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社会对谌容《人到中年》的认同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谌容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中，陆大夫作为一个被家务所负累、被自己在家庭领域里的失败感所困扰的这么一个疲惫不堪的专业人员，成为了80年代初全国话语中的中心人物？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在接受这篇小说时陆大夫的性别却隐去了，从而使她的问题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问题，使她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妇女成为“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中心。

1980年代韩起澜(EmilyHonig)和贺萧(GailHershatter)在她们编辑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中写下了她们对这部小说的反响的观察：人们一致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过度的、无回报的重负的令人痛心的写照。小说虽然把各种家务琐事描述得面面俱到，然而，妇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却从未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5]

如果把第二个问题再扩展一下：当性别因素被过滤掉之后，家务劳动变成了纯粹是一个阶层的，而不是某种性别的负担，那么，这种叙述会引发哪些社会后果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比较一下谌容享有盛誉的《人到中年》和她默默无闻的《永远是春天》[6]。这两部小说在出版上仅仅相隔一年，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之下我们也许可以理解陆大夫何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突出形象。在《人到中年》中，陆文婷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专业人员，她“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7]。WG期间，丈夫傅家杰的实验室被查封了，他承担了家务活，而让陆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得以全神贯注忙她的工作。WG的结束扭转了这个暂时的、不正常的分工。国家和这个家庭都已恢复“正常”：粉碎‘四人帮’以后，科研工作要大上，傅家杰被视为骨干，他的科研项目被列为重点，又成了忙人。这样，家务劳动的重担又有很大一部分压到陆文婷肩上。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8]

这里，家庭秩序的重新“正常化”依靠的是后毛时代国家政治秩序的重新“正常化”，并与之相切合。然而“拨乱反正”的努力恰恰反映了家庭和国家的“正常化”不是天然的，而是斗争的产出。而这种变得“正常化”的秩序可能放逐了“家庭”和“国家”其他的历史可能性[9]。

为了使丈夫更好地投入工作，陆大夫在自己昏倒的前一天晚上提出了一个倡议：为了傅能有一个更好的不受干扰的工作条件，他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把家务和孩子全都留给陆一个人。虽然她温柔的、亲爱的、同志般的丈夫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她还是说服了他试一试。只是第二天陆突然的晕倒使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昏迷中，陆大夫不断被内疚感和挫败感所困扰，一幕幕自己未能履行家庭责任的场景出现在脑海中：她还没给女儿梳小辫，还没给儿子买白球鞋，还没给丈夫创造更多的研究时间。这样，《人到中年》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性格温和而又意志坚强，兢兢业业而又完全不涉政治的职业女性形象，她把自己奉献给了国家，但她又超越于政治，尤其是WG的政治。小说的情节充分凸显了陆文婷大夫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挫败感。

与《人到中年》获得广泛赞誉不同的是，谌容早此一年在同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永远是春天》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革命者韩腊梅的故事。她非常讲政治，生活中也没有家务的负担。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革命女性的故事是由一个自省、自责的男人讲述的，也就是她的前夫李梦雨，一个省委领导，一个习惯于家庭舒适的男人。

解放前，腊梅曾是一个地主家的奴婢，一群共产党人救了她，这其中就有李梦雨。后来腊梅在40年代入了党。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李和腊梅相爱并结了婚。1943年的一场战斗将他们分开。传言说腊梅在战斗中跌下悬崖，牺牲了。经过几年无果的搜寻后，李相信她已经牺牲，遂与一名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小师结合。20年后李与腊梅意外重逢时震惊了，腊梅早些年寻找过李，然而发现他再婚以后，就不打算打扰他。重逢后，李总有些内疚和后悔。然而，此外李还发现他和腊梅之间有了一个莫可名状的鸿沟，这个鸿沟好像还不是时间的流逝和自己的再婚造成的。在小说中，李对腊梅以及他们两人关系的叙述一直延续到他们重逢的十年后，腊梅去世为止，而讲述的中心则是这两个曾经是爱人的同志之间那个神秘的鸿沟。

疑惑驱使着李迫切想要了解腊梅是如何独立生活的。他的第一次探望却使得两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更明显了，也让李心里不安。腊梅在一个职工宿舍区里有一间整洁的小屋，里面只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令李惊讶的是，腊梅的房间甚至还比不上他家保姆的房间。此外他还觉得腊梅的邻居很吵杂，他对此感觉很不适应，然而腊梅在那儿却住得很习惯。那天晚上，李才开始重新审视到自己家里的家具，他宽敞的书房以及柔软的窗帘——一直以来他都把这些看作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必须的。

这间屋子很大，一边靠墙排着三个大玻璃书橱，一边放着一整套沙发。窗前放着大办公桌和皮转椅。办公桌两旁各有一张皮躺椅。天花板上的吊灯，桌上的台灯，沙发旁的立地式柱灯，使人在这屋里每一个地方看书，都能有很好的光线。通常，批改文件的时候，我坐在写字台前。看书的时候，我靠在躺椅上。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在屋中间发亮的地板上漫步……[10]

腊梅并不急于对两人之间的鸿沟做出什么解释。事实上，当李问及她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她都寡言少语，而当讨论政策及执行的问题时，她就变得很健谈和热心了。当李得知他们的女儿在乡下由一对曾经救过腊梅的老夫妇抚养时，他指责腊梅不是一个好母亲。即使这样，腊梅也只是解释说，老夫妇和她的女儿好得分不开，而且在乡下长大也不是坏事。只是到了后来，女儿才给他讲述了腊梅的母爱，并为母亲辩护。

李一直无法理解自己与腊梅的距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与腊梅走得越近，他的自我批判就越强烈。腊梅一直坚持着平等和解放的政治信念，与视特权及小资家庭生活为理所应当的许多同级别干部相比，她是一位有机的（葛兰姆西所说的organic）、不随大流的、有独立性的革命者。腊梅成了李的一面镜子，李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堕落，他不仅养成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把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特权视为理所当然。

腊梅的政治主体性通过李对她双手的几次描绘得到暗示。李几次回想起在地主家做丫头的腊梅，那时她才17岁，刚刚解放出来，就志愿给共产党的战士做鞋和洗衣服，一双手弄得又红又肿。多年以后，李在一个水库施工现场见到腊梅，发现她的双手是又粗又硬，完全不像一个女同志的手。她的双手是她参加公共体力劳动的见证。腊梅却从未把她简朴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牺牲。她与邻居一起开心地谈笑，在工人社区中组织夜校，与一个年老的果农真诚快乐地聊天，还帮他挑担。李学会了欣赏腊梅作为一个与基层相联的、富有独立性的政治主体发自内心的快乐，并以此为鉴看到自己的堕落和变质。

李的地位使他在家庭生活条件上享有他认为理所应当的特权。而他的妻子师，大学毕业后虽然在机关工作，但是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一位老保姆的协助下有条不紊地打理家务。当腊梅的女儿去探望她的父亲时，尽管李夫妇已尽力让她住得自在，但李家的生活环境还是让这个乡下来的“野”姑娘觉得分外的拘束和压抑。正是通过这个乡下姑娘的不习惯和她的观察，李家日常生活的讲究——挑剔的饮食，精致的装修，等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评。因为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人格和平等地位是通过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标志的，师对她的丈夫叹息到：“我有了这个幸福的家，我把自己关闭在这金丝笼里，这就是我的不幸……真的，我不像韩腊梅。她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女人。”[11]

师感受到了腊梅坚强而独立的政治意志，而这正是她不幸缺乏的。与李和师相比，谌容更敬重腊梅，就如同她敬重陆文婷医生一样。

也许腊梅和师之间的差异彰显了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实践中的一个话语矛盾。作为40年代早期从一个地主家的丫头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腊梅保持了坚持她最初的革命信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激进、更多元化的性别政治在50年代由于国家主义的确立而隐退。虽然50年代初期妇女开始广泛地参与集体劳动，尽管腊梅式的政治主体在那时仍受到尊敬，但妇女们还是被重新定位到民主化的家庭关系中去[12]。当李的妻子师回顾自己的处境时，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在这个民主化的、原子化的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受益于李的地位带来的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典型的传统大家庭那种复杂的亲属关系带来的麻烦。但是师这种小资家庭主体地位恰恰使她不能成为腊梅所体现的那种独立的政治主体，她希望通过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所承担的家务能够转变为一种间接的社会贡献。

一方面是家务的女性化，另一方面妇女的解放又有赖于她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这种矛盾面前，师选择了前者。腊梅没有遇到这样的矛盾。作为一个孩子有他人照看的单亲妈妈，腊梅不必面临家务问题。她与铁姑娘们类似，后者是因为未婚而暂时摆脱了家务负担，从而可以在集体劳动中成为半边天。只是因为处在一个不寻常的环境中，腊梅才避免了因操持家务和社会工作的双重要求而带来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和衰竭。尽管得到了作者的敬重，腊梅代表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现世界里也只能是一个特例，而非典型。

应该指出的是，在《永远是春天》里，作者谌容也让李梦雨这个男性省级干部批判地反省了自己与家务的关系。作者不仅没有因为李的性别而免除对他的批评，反而还突出了李对自己参与特权生活的自责。小说中李的自我否定比起他妻子师的歉意更发人深省。李所拥有的富足、私密的家庭生活是日常滋长特权和异化的场所，在WG前这个领域一直抵抗着政治的介入。李在反思中看到，这些生活和家庭琐事似乎能够离开他有意识的干预而自我延续。直到很晚他才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助长了它的不断延续。虽然妻子师感到有些失落，觉得因为管理家务自己的价值跌落了，但在大多数时候，李和他们的子女仍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家庭生活的好处。

通过陆文婷、腊梅、李梦雨及李妻等人物形象，谌容的两部小说展现了极不相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关系。腊梅最后累倒在工地上，不久后去世。如果说腊梅的倒下虽让人痛心，却并不是悲剧，在后毛时代现代化的背景下，陆大夫的倒下则被演绎为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危机。她的倒下是由双重负担引起的危机爆发：这其中既有身体的危机，也有主体性的危机。甚至当她还在昏迷的时候，她的精神仍在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而受折磨。

《人到中年》通过陆大夫承担的双重负担似乎显示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社会主义女性人格有赖于参与集体劳动/公共事务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永远是春天》里通过两位女性的不同选择来表现，即以家庭事务为主的师和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的腊梅。如果说师和腊梅是各自作为这个话语矛盾的一方面出现的话，陆大夫则身兼双重要求，因此分裂以至最终崩溃。她的悲剧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映社会主义性别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话语矛盾，然而《人到中年》在当时引发的是另一种社会效应。

诚然，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发挥了妇女的才干，使其能够在集体劳动和公共事务中撑起半边天，这种性别政治强有力地重新定义了“内/外”的性别含义，并打破了传统对妇德的空间界定，所谓女人在家“内”是正当的，而在“外”则是羞耻的[13]。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妇女能够外出劳动而不被局限在“内”的空间，不为社会舆论所羞辱，同时妇女们有真正的机会去赢得荣誉、劳动报酬，这些都是当时的妇女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的性别优越性”[14]。

不过，“工作”和“劳动”的涵义仍被狭义地界定为能直接创造剩余和提供积累的生产性活动[15]。在这个令人遗憾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下，家庭“内部”的活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负担，这个负担与妇女“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妇女解放被当时的主流认为仍有待生产逐步的工业化和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为了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公共劳动，各地（包括一些农村地区）都曾试图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尽管其动机来自于生产主义的热情，而不是性别平等，但这种实践的确使得生育等再生产劳动转化为公社工作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正当地要求公众关注和资源，而且其劳动的社会性通过记工分得到体现。当时生产主义的热情也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安排是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相适应的[16]。在一些地区，这种生育劳动的社会化甚至在“大跃进”后也得以延续。比如我过世的奶奶曾在集体经济时期（江苏农村）被安排负责照看村里的孩子，生产队给她记工分。但是，这样的实验在“大跃进”后大部分终止了。再生产劳动重新被移回到家庭领域，失去了社会性的体现以及社会的支持。

在毛时代大多数时期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这个排斥可以追溯到现代的经济概念。经济学中缺乏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表达，这个缺失与什么是“经济活动”和什么是“非经济活动”的划分密切相关。Tomlins把这个划分追溯到古希腊词语oikos（家庭）概念中包含的男/女、内/外等结构，他援引Boydston观点指出：经济逐步与男性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中所承担的工作挂钩。在家庭经济体之外所挣得的工资……变成了劳动的符号。这最终导致了经济不承认家庭内的劳动……[17]

在关于家庭劳动是否是生产性劳动的辩论中，Christine Delphy认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她认为如何区分“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动，为何“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关键不在“家务劳动”作为具体的或总体的劳动本身有什么特征，而在于它从属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即父权制的生产关系，因为同样的劳动在家庭之外进行时就突然有了价值表现形式[18]。也就是说，家庭劳动从价值体系中被排斥出去，不是由于其劳动的特殊内容，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19]。

在中国社会，在家里或者亲属之间进行的家务劳动都不被算作生产性社会劳动。劳动者在她家庭和家族之外从事的家务劳动是有报酬的，也确实有价值表现形式，但即便在毛时代也未成为社会化的公共劳动。毛时代生产主义的劳动观限制了服务性劳动的社会化和增长，使人们认为服务性劳动为非生产性的。这样，即使从事社会化的公共劳动的服务行业工人，如酒店、旅馆和商店的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相比，仍然缺乏同等的社会承认和荣誉感。

陆文婷的悲剧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急需的反思机会，以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性别界定和分工；也本来可以让人们另辟蹊径，在一个联接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性价值系统中去评价家务劳动[20]。

在毛时代，城市家庭趋于核心化和民主化，而且当时绝大多数妇女都有全职工作，能给家庭经济带来收入，从而不被丈夫们当作“家庭妇女”。不可否认，男人们也分担了相当多的家务劳动，然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的性别逻辑基本未被触动，仍然是家庭冲突的重要来源。男人们常常是在妻子的抱怨下才被迫做更多的家务的，“不要以为就你整天上班。我也要上班，每天也是8小时。我也很累！”[21]

8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调查显示，在吉林省的城市里，男人平均每天花4.25小时，而女人花5.43小时在家务劳动上[22]；而在北京则是男人2.25小时，女人3.75小时；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则是男人3.9小时，女人5.2小时[23]。200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关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第二次全国调查报告称，妇女承担了85％的日常家务劳动，妻子平均每天花4.01小时在家务上，比丈夫多2.7小时[24]。

尽管2001年的调查和80年代的调查在规模和参数上并不完全一致，数据仍然可显示出，20年过去后，妇女承担了更多份额的家务劳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男人“帮助”妻子做家务，但也普遍认为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天职[25]。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批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观，以便承认社会的再生产劳动是社会劳动不应分割的部分。

80年代早期，在一些城市的街道社区已经进行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有限的尝试：动员社区资源，建立以街道为基础的服务站，为社区内家庭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送牛奶、照看老人和小孩、修理家具，等等[26]。然而，这些由妇联推动的、以社区为单位对部分再生产劳动社会化的尝试并没能挑战家务劳动是妇女天职的观念；当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商品化服务取代社区经济时，这些新生的社会化努力便很快地式微。

陆文婷的故事本可以为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然而在80年代的话语背景下，这个问题成不了问题。相反，在这篇小说当时产生的社会效应里，陆文婷的性别意义消失了：陆大夫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与性别无关。这使笔者开始审视改革的时代语境，正是这个语境塑造了小说的社会效应以及人们对小说的解读。社会和政治的形势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及一个问题如何成为“社会”问题。

当时的情景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体现：在一次访谈中，当作者谌容被问及是否像小说里的陆大夫一样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时，她回答说：“是的，和陆大夫一样。我觉得我们必须有牺牲才能完成工作。”[27]访谈者紧接着评论道：“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萦绕在她心中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28]这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作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女性，面临着类似的特定困境。性别的问题就这样眼睁睁地被顺理成章地绕过了。

那么这在当时是怎样地“顺理成章”的呢？在80年代改革的背景下，陆大夫之所以在当时轰动的社会效应中失去她的性别意义，而且她的故事也不能提出性别和家务劳动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性别话语已经通过“拨乱反正”走向性别本质主义，使得妇女和家务之间的联系更加成为应然。随着改革时代对毛时代“拨乱反正”的深入，毛时代的性别政治在“正常”化的语境下，越来越被等同于不正常和“性别失序”。由妇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便开始明显地失去了其思想基础，毛时代的妇女形象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成了被扭曲了的女人，所谓的“不像女人”[29]。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背景下，后毛时代的性别政治开始拒斥“社会主义妇女”，并通过杂志封面、娱乐节目和广告渲染女性化和家庭化来塑造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在如此巨大的认识变化下，“社会主义妇女”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当时一些杂志（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展开了辩论，话题是女性是否应该回家，或者至少将妇女的全职工作减为兼职。后来一项覆盖2000名读者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男性喜欢自己的妻子“回家”，而且希望妻子原来的工资加给他们[30]。紧跟妇女重新性别化和家庭化的潮流，商业广告开始将妇女描绘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各种媒体也充斥着关于妇女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忠告[31]。

甚至有人认为毛时代的“性别失序”搞乱了自然的性别关系和家庭秩序，因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据说，社会主义的性别话语导致了女人的去性别化，即所谓的“阴盛阳衰”。有人认为，由于男女都既上班又做家务，这种安排使男女都疲惫不堪，从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32]。还有些人提出，日本能如此迅速地现代化，是因为它有一个自然的、合理的性别分工：女人呆在家里，男人出去上班。在80年代中期推翻社会主义性别话语的进程中，在媒体和影视界出现了一场对“中国阳刚”的呼唤，呼唤所谓被国家阉割了的男性阳刚之气[33]。与此呼应的是，一些妇女也因为疲于双重负担而被“妇女回家”的讨论所吸引。这样，先前体现着民族解放和进步的毛主义的妇女们，现在则被看作中国落后的象征和缘由。

作为一个温和、不关心政治的职业女性，陆文婷避免了毛主义妇女那种遭受嘲笑的命运。但是，在性别“拨乱反正”走向保守的趋势下，她不能代表“女性”从政治上和哲学上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务劳动的社会性质问题。受到社会和政府关注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陆大夫，而不是作为女性的陆大夫，尽管农村妇女，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比城市妇女和农村男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34]。因此陆文婷的家务劳动问题成了一个阶层负担的叙述，而不是性别问题的叙述。她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不是女性的代言人。

这样，这部小说就催生了“知识分子负担”这一话语。陆大夫的性别被隐去了，她“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也远离政治，但是她为国奉献，通过个人的专业技术获得威信，这样一个形象成为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的代言人。这个阶层拥有人才优势和专业知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方案中，他们在技术官僚化的社会中地位显著[35]。后毛时代的话语体系在调整性别关系的同时，也放弃了基本的阶级路线并推翻了WG时的“群众路线”政策。

“群众路线”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历史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存在于普通人（特别包括体力劳动者）的集体力量之中。在改革进程中，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价值差别被精心地重建，创造性和推动力从“群众”转移到了知识分子群体。脑力和体力劳动开始分别同知识分子的大脑和城乡工人的身体联系起来，毛时代之后国家现代化的努力需要“一个阶级的脑力和另一个阶级的体力”[36]。新话语体系对知识分子—工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思想—身体设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只有了解了这个新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陆大夫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和危机：脑体矛盾导致了她的分裂，她的专业技能可能被繁重的家务所重压，甚至摧毁。她的悲剧是一个阶层的悲剧。如果说后毛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取决于人才，那么陆大夫的倒下在某种寓意上就为国家现代化的未来敲响了警钟。它传达的消息是，知识分子需要从体力性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的自由化浪潮似乎只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解放，但在“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下，它也不言而喻地是要把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和解放出来。

当家务劳动被叙述为知识分子的负担后，它会导致怎样的社会解决之道？这部小说发表后不久，不仅是各级政府行动起来，对知识分子额外关注，农村妇女也大量进城，提供80年代初城市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群体急需的家务劳动。“知识分子负担”问题的产生，使得北京市人大和政协在80年代呼吁政府重视组织和管理进城的家庭佣工。农家女进城当家政工承担家庭体力劳动成了把知识分子从脑—体的分裂中解救出来的方法。

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指出，笔者并不是说《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导致了“知识分子负担”话语的产生；也不是说这部小说带来的社会后果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用意，因为作者其实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来缔造意义，左右社会效应。《人到中年》的例子与其说显示了作者的用意，不如说显示了在后毛时代话语体系中，那些发挥作用的特定逻辑和力量如何推动了社会对小说的阅读和感受，并使得社会领域的一个“问题”得以产生/呈现。在陆大夫被推到话语聚光灯下时，几乎是同时期的《永远是春天》所描写的毛式革命女性的形象却被完全遗忘了。

改革带来的意识形态巨变使腊梅成了历史上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如果说腊梅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她象征的是要被否定的毛时代的过去。至于陆大夫，她的负担被理解为“知识分子负担”，而这一群体摆脱这些负担的要求，则预示着另一个阶级作为商品化的家务替身的出现，即农家女以家政工身份进城打工时代的到来。

【注释】

[1]知识分子这个新词出现于上个世纪20年代，它用来指当时新出现的掌握从西方引进的普遍真理来为中国服务的那批人，这一称号与现在被认为落后的“传统”（后来也包括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相对立。详见TaniBarlow（白露），“Zhishifenzi［ChineseIntellectuals］andPower”，DialecticalAnthropology16，1991，pp.209-232。

[2]JoelAndreas，“‘MassRecommendation’of‘Worker-PeasantSoldier’Studentsduring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paperpresentedattheAssociationofAsianStudiesConference，April3，2005，Chicago.

[3]ShenRong，“AtMiddle-age”，ChineseLiterature，Vol.10，1980，pp.3-63.

[4]GladysYang，“ANewWomanWriterShenRongandHerStory‘AtMiddleAge’”，ChineseLiterature，Vol.10，1980，p.70.

[5]EmilyHonig&GailHershatter，PersonalVoices：ChineseWomeninthe1980’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p.258.

[6]谌容：《永远是春天》，载《谌容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7]ShenRong，“AtMiddle-age”，p.40.

[8]Ibid，p.23.

[9]唐斯勒（JacquesDonzelot）在其ThePolicingofFamilies一书中将家庭生活看作是社会过程的一个“运动体”。见JacquesDonzelot，ThePolicingofFamilies，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9。

[10]谌容：《永远是春天》，第42页。

[11]同上，第20页。

[12]TaniE.Barlow，“TheorizingWomen：Funu，Guojia，JiatingChineseWomen，ChineseState，ChineseFamily”，Genders，Vol.10，1991，pp.132-160.

[13]LisaRofel，OtherModernities：GenderedYearningsinChinaAfterSocial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p.66.

[14]GailHershatter（贺萧），“LocalMeaningsofGenderandWorkinRuralShaanxiinthe1950s”，inBarbaraEntwisle&GailE.Henderson（eds.），Re-drawingBoundaries：Work，Households，andGenderi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p.79-96。贺萧对50年代女性劳动模范的研究表明：“国家并没有怎么创建一个新的性别分工，因为对分工的定价、宣传和付酬在陕西省农村中许多贫困家庭已经存在了。”（第81页）她也指出虽然这些妇女满怀热情地拥抱国家对她们的劳动力和创造性的认同、接受和酬劳，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自觉遵从社会对妇女的惯常期望（第88页）。

[15]参见LisaRofel，“HegemonyandProductivity：WorkersinPost-MaoChina”，inMarxismandtheChineseExperience：IssuesofSocialisminaThirdWorldSocialistSociety，inArifDirlik&MauriceMeisner（eds.），Armonk，N.Y.：M.E.Sharpe，1989，pp.235-252；TamaraJacka，Women’sWorkinRuralChina：ChangeandContinuityinanEraofRefor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

[16]DeliaDavin，WomenandthePartyinRevolutionaryChina，Oxford：ClarendonPress，1976.

[17]ChristopherTomlins，“Subordination，Authority，Law：SubjectsinLaborHistory”，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ClassHistory，Vol.47，1995，p.47.有关经济的性别问题，他引用的是JeaneBoydston，HomeandWork：Housework，WagesandtheIdeologyofLaborintheEarlyRepubli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18]ChristineDelphy，“TheMainEnemy”，inClosetoHome，translatedbyDianaLeonard，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84，p.90.

[19]戴尔菲（Delphy）对家务劳动的分析表明，具有宗法关系的家庭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同注[25]，第71～73页）。她将这种家庭生产关系界定为由户主支配和占有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

[20]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在关于家务劳动的辩论中主要关注主妇们的无偿家务劳动是否以及如何创造剩余价值，并将这些劳动以价值形式与工业生产联系起来，见WallySeccombe，“TheHousewifeandHerLabourunderCapitalism”，NewLeftReview，Vol.83，1974，pp.3-24；WallySeccombe，“DomesticLabour—ReplytoCritics”，NewLeftReview，Vol.94，1975，pp.85-96；MargaretCoulson，BrankaMaga?觢，andHilaryWainwright，“‘TheHousewifeandHerLaborunderCapitalism’—aCritique”，NewLeftReview，Vol.89，1975，pp.59-71。先前的妇女运动浪潮并没有解决很多社会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其中也包括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见ArlieHochschild&AnneMachung，TheSecondShift：WorkingParentsandtheRevolutionatHome，NewYork，N.Y.：Viking，1989。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并没能减少对有偿家政服务的需求。事实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雇佣家政工人成了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在北美和欧洲从事家政服务的跨国移民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例如，Anderson指出“越来越多的欧洲家庭依赖移民劳工从事不能外包的基本生活和再生产的劳动”，见BridgetAnderson，“ServantsandSlaves：Europe’sDomesticWorkers”，Race&Class，Vol.39，No.1，1997，p.37。近来，关于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移民从事保姆、女仆和性工作者的文献，引发了人们对服务性劳动的跨国流动、对国际家政市场上南北方女性的关系——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女性在国际家政市场的遭遇中分别扮演着雇主/女主人和佣工/女仆的身份——的新一轮讨论。Ehrenreich和Hochschild认为，在女性传统劳动的全球转移中，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别扮演了传统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而“这种曾经只是限于地区内、为女权主义者所批评的劳动分工，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已经全球化了”，见BarbaraEhrenreich&ArlieR.Hochschild（eds.），GlobalWoman：Nannies，Maids，andSexWorkersintheNewEconomy，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2，p.12。

[21]在北京，关于家务分工的争吵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造成离婚的最常见原因，见江霞：《值得倡导的家务劳动服务工作》，载《红旗》1986年第3期，第38～39页。

[22]同上。

[23]EmilyHonig&GailHershatter，PersonalVoices，p.259.

[24]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xw/fndw/200109040054.htm，2005年3月8日访问。这项调查选取了19449人的随机样本，受访者45.6％是男性，54.4％是女性，49.5％来自农村，50.5％来自城市。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花254.1分钟在家务劳动上，而男性每天花93.1分钟；其中，城市女性花214.1分钟，而男性花86.3分钟；农村女性花267.4分钟，而男性花95.1分钟。

[25]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3期，第4～8页。

[26]见江霞：《值得倡导的家务劳动服务工作》；Croll，Elizabeth，ChineseWomensinceMao，Armonk，NY：M.E.Sharpe，1983，pp.62-63。

[27]GladysYang，“ANewWomanWriterShenRongandHerStory‘AtMiddleAge’”，ChineseLiterature，p.68.

[28]Ibid.

[29]关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毛式妇女的消失，妇联资助的一系列失败的运动，以及妇女作为“女人”（thefemalesex）的优势等，请参阅白露著作的详细讨论，见TaniBarlow，“PoliticsandProtocolsofFunü：（unmaking）NationalWoman”，inChristinaK.Gilmartinetal.（eds.），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p.339-359.

[30]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第6页。

[31]EmilyHonig&GailHershatter，PersonalVoices，pp.167-205.

[32]例如参见方方：《愿美梦成真》，载《家庭》1998年第11期，第27页。

[33]参见DaiJinhua，“RewritingChineseWomen：GenderProductionandCulturalSpaceintheEightiesandNineties”，inMayfairMei-HuiYang（eds.），SpacesofTheirOwn：Women’sPublicSphereinTransnationalChina，Minneapolisand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9，pp.191-208；LisaRofel，“Yearnings：TelevisionLoveandMelodramaticPoliticsinContemporaryChina”，AmericanEthnologist，Vol.21，No.4，1994，p.713。

[34]李航：《家务劳动与工作权利的保护》，载《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第41页；叶敬德：《家务劳动，男女平等与企业政策》，载《妇女论丛》1996年第4期，第10页。

[35]老田分析了改革时代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国家政治和财政政策的中心来指导资源再分配的。见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载《批判与再造》2004年第14期，第1～20页。

[36]这里笔者借鉴了斯皮瓦克（Spivak）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见GayatriChakravortySpivak，“SpeculationsonReadingMarx：AfterReadingDerrida”，inBerekAttridge，GeoffBennington&RobertYoung（eds.），Post-StructuralismandtheQuestionofHistory，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p.52。就我此处的分析而言，“利用一个阶级的脑力和另一个阶级的体力”的不仅是资本，也包括国家，后者是在特定的脑体分工基础上推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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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发布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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